消费主义挖的坑，反智思维拉的人。

这个词形容的是什么？形容的是不跟着消费主义思路走的男性。

买东西：价格便宜，实用就好；

买衣服：保暖舒适，款式符合年纪，永不过时的格子衫和条纹衫；

日用品：眼镜戴着舒适，背包能装的下经常带的东西；

说话：抓重点，理清逻辑，以解决问题为主；

这种人，一辈子都不会掉进消费主义的陷阱里。

然后，找一个形容这些人的中性词，再把这个词搞成贬义词。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，“小姐”，“鸭子”，总有风牛马不及的词遭殃，而这次，就是故意把这个词做成这种效果。

他们怎么构造“直男”这个词让它具有贬义呢？

喜欢和其他男生一起玩游戏，打球，约好的就要遵守，但是喜欢玩不是人类的天性吗？不和男生玩天天和别的女生玩女朋友就满意了？遵守约定是坏事？

说话的时候经常教你该怎么做，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他认为需要解决问题、而女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“我看中午的肉没放冰箱，会不会坏了？”“那就先不吃了，我回来看看”这种对话从各方面来说都没问题。

对女朋友的社交行为管太多，关于这个逻辑……不会真的有人觉得社交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吧？不会真有人觉得男朋友经常和别的女生出去玩一点问题都没有吧？

“看起来都一样”“都好看”，这些回答似乎都很敷衍，又是直男情商低的力证……但是啊，自古至今，大到衣着时尚、小到生活便利用品，各行各业都是有男性参与的，很多就是男性捣鼓出来的，时尚是什么，时尚就是找个理由推销新品，色调是什么？色调就是让你少一个不买的理由。不同的口红色号的区别有多大？区别远不如年货游戏系列作品之间的差距大，FIFA也有人买一个玩几年，续作的差距远不足以让他去再花一次钱。

新时代的女性已经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闭环，在资本家编造的一个又一个的思维逻辑里开始塑造自己，层出不穷的消费新品一个接着一个，美甲，口红，装饰眼镜，假发片……东西是有用的，但是在品种和数量上营造了“多才是好”的逻辑陷阱，让大部分人陷入其中……

而同时，恋爱中的女生又会因为重心的转移：从消费转移到男朋友，而开始符合对方的消费习惯，无论原因是因为理性讨论、理想沟通、生活习惯的同化或是其他，事实就是确实她们减少了资金消耗，资本的狼犬已经确定了，这就是敌人，它们向自己的信徒传达了一些思维，让她们与他们敌对起来，以免被同化，甚至想要同化对方：

他们说话直，听着就不舒服，很多时候说的不是自己想听的，这是从基础上让她们产生“这个情况好像很常见”的思维。

他们喜欢颐气指使，引导别人的思想，这是避免她们被快速同化，要她们保持消费主义的思想。

他们不懂时尚，不懂色彩，这是让她们不要和他们讨论这些，与自己人讨论更好。

几个套路打下来，打出了一个叫做直男的群体，不懂时尚，没有情商，就算和他们谈恋爱也要保持自己的消费习惯。同时，有些人为了不被打上直男的标签，开始按着消费主义的逻辑去装饰自己，或者说去花钱。

拉回来说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有我自己的消费观，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凡是说我直男，说我杠精，我向来是直接拉黑，不能拉黑就将其降低评级，降够了就拉黑。

郑爽这事，如果在美国，那肯定要打官司。在2.99亿的罚单中，拿出2000万，用来找律师打官司，打赢了一分钱不用给，打输了最多再承担2000万的成本，基本属于以小博大。

但是在中国，基本没啥可打的。

我倒不是说中国没有法治，而是因为中国不是自由博弈体制。从宪法层面的架构，你就可以看出，法院和检察院系统，是在人大下面的。也就是说，司法权和检察权是从人民意志中衍生出来的，对人民意志负责。

而谁代表人民意志呢？

所以，中国的法治属于大局整体下的法治。法治下的个体，可以在大局整体下，进行自由博弈，但是这种博弈，不能反过来挑战大局。

目前的大局是什么？其中一个方面是，贫富差距存在显著扩大，人民群众对这个现象普遍感到不满，共同富裕尚未实现。

在这个大局下，郑爽被曝出天价片酬，收入是普通人几千倍甚至几万倍，成为大局下的一个典型逆现象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郑爽又被查出存在严重偷税漏税现象，正好被查，基本就没法翻身了。

且不论她的官司，从法律技术层面能否打赢，即便能打赢，也就这样了。否则，可能引发社会政治地震。

但是，美国不是这样一套体制。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宪法架构，会发现，它的司法权和立法权，是平级的。也就是说，美国是一套自由博弈体制，没有像中国一样所谓的人民最高意志。人民最高意志在司法权面前，就是渣。在法治的框架内，个体可以无限自由博弈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遭遇这种远超律师成本的巨额罚款时，肯定是放手一搏。因为通过博弈所要付出的那点律师费，跟所遭受的罚款金额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

不过，这种制度的问题在于，在自由博弈的拳击擂台上，没有任何规则限制的自由博弈，往往对强者有利。所以，美国的制度其实是保护顶级有钱人的。顶级有钱人在这种擂台赛上，可以任意将对手拉入漫长而又超级昂贵的诉讼中，通过自身的金钱优势，不断寻找最优秀的律师，为其寻找各种辩论角度，逐渐将对手打垮。

我以前在加拿大学习时，学过很多跟税法相关的判例。在这些私营主体和政府的税务官司中，很多时候政府都输了。

因为表面看似坚强而有力的证据和法律适用角度，其实不一定能经得起全国最优秀的律师，源源不断涌上来，寻找各种漏洞角度轮番轰炸。有的时候，政府实在耗不起，因为诉讼过程实在太贵，而自己的经费审批又很有限，最后和解放弃或者草草收场的，也有。

所以，如果郑爽的故事发生在美国，现在只是开始，而不是结束。接下来的三年到五年时间，将是双方漫长而昂贵的诉讼较量时间。

甚至有的时候，可能比三年到五年，还要长。

我记得当时学过一个判例，跟政府收税有关，官司打了10年，律师费花了700万加币。最后，政府败诉。

其实，700万加币折合成人民币，也就是三四千万人民币。10年时间，一直耗在官司里，让政府收不到这个税，如果按照3亿本金计算的话，估计理财的利息收益（哪怕利率再低），差不多也出来了。

所以，美国的体制是保护顶级有钱人的体制。

为什么源源不断的顶级有钱人，都纷纷往美国跑呢？

因为在那个地方，你感到财富安全。你不用担心像在中国一样，突然哪天遭遇社会主义铁拳敲打。

这是美国相对中国体制而言，一个无法比拟的“优势”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美国不太可能一直衰落，无限往下沉。当它衰落到某个程度时，它就会停止衰落。因为不管中国的市场有多大，在中国挣到钱的人有多么的多，当你达到某个维度，在中国成为“少数人”时，你就会用脚投票，把钱转移到美国，或者其他跟美国类似体制的国家。

这是人性决定的。

所以，资本一直会在中西方之间来回波动。当挣到钱后，他们就会把部分财富转移到西方。同时，为了在中国挣到更多的钱，他们又会把部分财富转移到中国，用以投资和扩大再生产。

在中西方之间，资本永远会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。